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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時報【江靜玲】

「也許我們正處於世界最黑暗的時代，文明可以被野蠻替代。文明衝突可能是世界和平最大的威脅。」巴黎恐攻後，哈佛左派學者杭廷頓1993年提出的「文明衝突」再次引發討論，讓人憶起美國911後，杭廷頓的文明衝突和世界新秩序理論，同樣受到熱議。

然而，問題真正的關鍵或許更在於：文明衝突到底是當今恐怖主義的源頭或藉口？

從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2003年伊拉克戰爭、2012敘利亞內戰，到兩周前的巴黎恐攻，西方，尤其是歐洲國家，許多人感到不解的是，「為什麼在這塊土地上，我們用自己納稅的錢，培育了一批與敵人並肩對抗我們的人？培育了那些願意充當人肉炸彈，屠殺我們的人？」

杭廷頓的學生法朗西斯．福山在其2006年的一篇論文中曾警告，「若無法更有效整合穆斯林移民，無疑將為歐洲埋下一顆定時炸彈。」但福山未就前述疑問提出解答。

巴黎恐攻後，歐洲穆斯林和非穆斯林關係變得更緊張。在英國，反穆斯林聲浪升高300％，穆斯林婦女和青少年擔憂在公共場所和校園受到攻擊，這種情況同樣出現在法國和瑞典。此一趨勢正逐漸由歐洲，蔓延到非洲、東南亞和印度，反穆斯林的偏見言論也正進入素有民族大熔爐之稱的美國。

歐洲和其他國家或許提供了穆斯林移民生活的資源與空間，但在多元社會中對穆斯林身分的認同，依然令許多穆斯林感到挫折。這樣的挫敗感和壓抑，讓年輕一代穆斯林存著一股「尋求認可的鬥爭」，蓄勢待發。巴黎恐攻印證了福山的「定時炸彈」之說。

從這個角度看，杭廷頓認為，後冷戰世界衝突的主要源頭，並非只是意識型態或經濟體制，而在於文化與文明，文化可以是多元的，但價值有高低善惡之分。

從美國911到巴黎恐攻，我們生活的世界已不再只是國家和文明這麼一條簡單的界線。法國政治學者莫伊西認為，911和巴黎恐攻顯示，「恐懼」、「羞辱」、「希望」等各種情感衝突，正在重塑這個世界。這種現象反映在當前歐美國家害怕失去掌控力；穆斯林和阿拉伯人則一心想洗刷羞辱的歷史遺產。因此，現代恐怖主義興起，地緣政治和情感衝突同樣不可忽視。

尋求認可的挫敗感對於從13世紀遭蒙古人入侵後一再受挫的穆斯林而言，至少持續了800年之久，過去200年在西方主導下，許多生活在多元化社會中的穆斯林更覺得他們生活在「現代大十字架」底下。

「伊斯蘭國」（IS）掌門人巴格達迪從崛起開始便抓住了這種文明衝突外的歷史與情感因素，不但提出伊斯蘭建國計畫，同時回歸到800年前阿拉伯帝國中心巴格達遭蒙古攻陷後，從先知穆罕默德一路延續下來，被迫解體的政教合一「哈里發」制度，強調建立一個符合《古蘭經》所描述信仰純潔的「哈里發國」。

IS提出的「哈里發國」仿如「穆斯林的烏托邦」。這個帶著百年夢想成真的建國夢，像個大磁鐵，吸引了無數生活在西方世界，卻一直在尋找自我定位和渴望獲得認可的穆斯林年輕人，吸引全球穆斯林年輕人從自己成長居住地出走，遷移到IS所在地。無法成功出走者，也在「哈里發國」提供了他們身分認同的凝聚力下，心甘情願在西方社會中成為恐怖屠殺者。

歐洲社會衝突論開山祖師達倫道夫在《現代社會衝突》中，引述英國17世紀作家哈克維爾的話說：「你說我是在敗壞當今世代，但我是在召喚更美好的希望。」簡單將我們現在面對的恐怖主義問題，歸咎於伊斯蘭教造成的文明衝突，只會掩蓋真正的問題。

（國際動盪局勢分析系列四╱完結篇）